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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
英文的irony、德法文的ironie，时下似乎已统译为“反讽”。日文自19世纪末的明治初年起则曾有过多种译法出现，如“讽讥”、“讥誚”、“冷语法”、“反言法”、“反语”等。（佐藤信夫：221）至今日偶见的，则只有“反语”。真正获得定译地位的，则是借德文发音音译的日语外来语，这严格说是有意识回避了翻译问题。贺麟、王太庆的汉译则将反讽译为“讽刺”，（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54）而朱光潜则译为“滑稽”。（黑格尔，《美学》：79）上述中日译法之多，足见这一概念定义之复杂。该词可远溯至苏格拉底，近年反讽成为后结构主义等欧美现当代思想的关键词。
综述
作为背景，有必要就反讽概念出现以来的历史作一概述。首先，“将反讽导入世界，并给这个婴儿命名的”，是苏格拉底。（Haufniensis日文本：237）但是，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并未直接留下任何著作，他间接遗留的，只是门人对其“对话”的解释，因此便有了后世之思想家不同的“苏格拉底的反讽”。其次，思想史、文学史上比较令人关注的是浪漫主义反讽，其代表人物是施莱格尔与提克（Ludwig Tieck，1773—1853）。反讽的含义变得难以把握始于此时，故浪漫派反讽被称为“混乱之母”。（Booth：ix）之后的反讽则更多围绕着对施莱格尔反讽的赞同与否而展开，但无论是褒是贬，解释者的理论关心和视角都大相径庭。其中黑格尔对施莱格尔反讽的否定尤其引人瞩目，其后克尔恺郭尔的反讽解释似乎在这一点上与黑格尔一脉相承，但其动机与内容实则迥然有异。而褒扬施莱格尔反讽者则有本雅明，他于1920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为其反讽解释的代表作。与本雅明同时代的还有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tt，1888—1985）的反讽解释，他的反讽解释主要见于为纳粹政治提供理论基础的《政治的浪漫派》（1919）。此外，还可以列举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现当代思想中的反讽，即被俗称为“后现代”的反讽解释。这一类的反讽解释中有德鲁兹等后结构主义者的反讽解释。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富独创性的最重要的批评家”的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1897—1993），以及美国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保罗·德曼的反讽解释，可以说是范式转换语境中英语圈反讽解释的代表。最后，还有狭义的语言学角度的反讽，如达恩·施佩贝尔（Dan Sperber）与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基于mention theory的反讽解释。这一派反讽解释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吸收了牛津分析哲学的奥斯汀（J．L．Austin，1911—1960）语言行为理论，和被视为这一理论的继承者的瑟尔（J．R．Searle，1932— ）的语言学理论。
近年来德鲁兹和利奥塔将反讽与“幽默”（humor）等同为一物，坎达丝·D．兰将此“反讽＝幽默”称为“后现代的、他者性的反讽”。（Lang：4）以幽默取传统的反讽而代之，其意图无非是为了避免反讽的辩证法化，亦即为了与西方思想史上“现象/本质”、“表达/意义”等二元论框架中的反讽划清界线。（Lang：35）事实上兰的幽默或反讽，是指面对文本时的方法或态度，它时刻“质疑能指对所指的从属，质疑语言对现实的臣服”。（Lang：17）兰认为欧美有着两种不同的反讽解释：现代英美批评与现代欧洲大陆批评。现代英美批评常常倾向于捍卫笛卡尔式的“我思”（cogito），是某种趋向于揭示作者意图的解释学，因此反讽常被视为“言此意反”之类的“比喻”（trope）。与此相反，现代欧洲大陆的批评家，与其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相呼应，则将反讽视为一个哲学立场。比喻性反讽维护目的论的辩证法式思考，而其立足的二元论传统正为现当代欧洲大陆批评理论所力诋。（Lang：37）
其实英语圈也并不是没有兰称之为“后现代反讽”的解释者，但她的矛头所指并非常识意义上的英语圈反讽论者。她的目的在于批判美国现当代批评理论在导入法国现当代思想时剥离了后者原本所有的政治使命，“忽视、无视、甚至是误解了大陆理论的基本前提”。（Lang：194—195）后者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与其批判以笛卡尔理论为代表的近代以来的“主体”概念、并进而试图重构主体的政治目的密切相关。在兰看来，后结构主义类似“游击批评”。（Lang：66）
黑格尔的反讽
黑格尔的反讽解释固然与其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等先哲思想的关注有关，但并不停留于此。黑格尔渐露头角之时，恰恰是施莱格尔名声鹊起之际。黑格尔对施莱格尔的反讽解释，目的是要“纠其谬误”。（Kierkegaard：265）此外，西方反讽解释史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后世反讽解释史的一大主流，因此，黑格尔在反讽解释史上不可忽视。
首先，关于苏格拉底的反讽，黑格尔视其为“人对人的特殊往来方式”，是“主观形式的辩证法”。（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79）具体说来，是以某一个特定命题去表述相反的归结（相矛盾的原则），以令对方怀疑他们自己的前提，亦即以自己的故作无知去引导对方认识自己的无知。黑格尔将苏格拉底的反讽视为理性、信仰等抽象性观念的具体化，是“把概念提到意识里来的”关键。这是因为苏格拉底的反讽概念，一方面是“一定意义的反讽，是一种谈话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悲剧性的反讽”，“是他的主观思维对现存的伦理的反抗。……一个朴素的目的，引导人们走向真正的善，走向普遍的观念。”对黑格尔来说，苏格拉底方法的目的所在，是“分析淹没在素材中的普遍性”（在苏格拉底那里，这一普遍性则是“善”、“正义”），“从一个熟知的表象中发展出普遍概念来”，而苏格拉底的反讽根本上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培养，理性的发展”，亦即“对普遍概念的认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55—59）
其次，再看看黑格尔对浪漫派反讽的态度。黑格尔抱怨提克等回避对反讽作明确的定义，（黑格尔，《美学》：86）但黑格尔本人也未必对反讽下过明确的定义。（de Man，1996：166）对浪漫派反讽，尤其是对其代表者施莱格尔本人，黑格尔时有微词，几近厌恶。其实，黑格尔对施莱格尔的敌意有其更深层的原因。黑格尔如是道来：
他们在性格上本来并不接近哲学而主要地近于批评，所以就按照他们性格所能接受的程度，接受了当时的一些哲学概念。……他们接近了理念观点，并且以直率的语言和革新的勇气，纵然以很贫乏的哲学装备，向传统的看法发起了尖锐的进攻。（黑格尔，《美学》：79）
显然，黑格尔对施莱格尔的情绪与所谓的“哲学”与“诗”的对立不无关系。所谓“哲学”与“诗”的对立，指的是滥觞于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对“诗”的否定；今天它尤指传统形而上学，与融合了古典修辞主义人文传统之尼采、海德格尔以来的解释学、后结构主义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是，即使在狭义的“诗”（文学）层面上，黑格尔也是否定施莱格尔的。他说：
如果把反讽态度作为艺术表现的基调，那就是把最不艺术的东西看作艺术作品的真正原则。结果不外三种，第一是平滑呆板，其次是内容意义空洞，因为它们的实体性被证明是虚幻的；第三就是……精神上的饥渴病和心情上的未经解决的矛盾。……近代反讽说也可以说是属于这种不顾人物性格统一性和坚定性的荒谬的表现方法。这个错误的理论使诗人走上迷途，使他们在一个人物性格里摆上许多不能融会成为统一体的差异面，因而使性格失其为性格。（黑格尔，《美学》：84，310）
黑格尔的反讽根本上植根于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在黑格尔看来，宇宙是世界精神或绝对理念起作用、并得以实现的结果，人的存在丝毫不例外。对施莱格尔将反讽“扩大成普遍的原则”，“视为精神行为的最高方式”，（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55）黑格尔批判它“同一切东西开玩笑，这种主观性不再严肃地对待任何事物，……把一切变成幻影”。如暂且扼要地指出两者反讽区别的话，其区别在于黑格尔视反讽为“普遍”亦即其“绝对理念”的具体显现，而施莱格尔则视反讽为“普遍的原则”本身。
克尔恺郭尔的反讽：黑格尔反讽的主体性逆转
一
克尔恺郭尔的《“反讽”的概念》（1841）在继承黑格尔谱系的同时，又试图超越黑格尔。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部著作显然是在强烈地意识到黑格尔之下写就的。（Kierkegaard：453；海德格尔：319）尽管如此，该书在结合生存、个体存在方面对黑格尔式绝对理念发动了一场主体性挑战，因此，两者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克尔恺郭尔特别强调苏格拉底反讽观中的“否定”色彩，以及因之而来的“反讽的自由之上那超然而处的自己”。（Kierkegaard：218）按照黑格尔的解释，所谓反讽只不过是绝对理念的显现手段——根据黑格尔辩证法这一重要的方法或契机，亦即通过以提升至肯定性认识为目的的否定性理性，反讽这一手段被纳入其对作为理念之自我发展的世界的认识过程中。相反，克尔恺郭尔反讽定义中的“绝对无限的否定性”，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命题中之“反（否定）”这一环节，更非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这一矛盾过程中自我扬弃之扬弃中的一个契机（a moment）。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反讽本身便是存在的本质，须于无处不在的反讽之下认识事物。克尔恺郭尔强调了苏格拉底反讽中无处不在的“否定性”，以及这一“否定性”之绝对性。针对黑格尔曾多次将苏格拉底的思想归结为善的理念，克尔恺郭尔批判黑格尔视苏格拉底反讽为“理念”之从属的解释，因为克尔恺郭尔反讽观是将整个存在置于反讽之下的反讽观。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苏格拉底的反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使观念具体化，使抽象观念得到发展。……问题就在于要把概念提到意识来——亦即要把仅仅是观念的东西因而也就是抽象的东西加以发展。”（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55）他从“抽象”至“具体”、“概念”至“意识”的顺序解读苏格拉底的反讽，这一方法论顺序也可以置换成“由普遍至个别”，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黑格尔式的观念论原理。在此原理中最初有一个先于所有实在的普遍理念，然后作为其发展才有个别事物。准此，个别事物的存在只是绝对者自我发展内部的一系列契机而已。也就是说，除理念以外还是理念，别无他物。（Schwegler日文本：275）
对黑格尔的反讽观，克尔恺郭尔以两方面去反驳。第一，他批判黑格尔以“柏拉图式反讽”等同苏格拉底的反讽；第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苏格拉底毕生的运动法则，即并非从抽象达至具体，而是由具体达至抽象，而且他一如既往地以此法则为其路线”。（Kierkegaard：267）准克尔恺郭尔之说，苏格拉底并不同意视事物为理念由抽象至具体的运动，相反，事物的运动过程是由个别化的差异性运动而至普遍（抽象）真理的过程。因此克尔恺郭尔强调，反讽的运动过程是从具体至抽象，而不是“相反”。克尔恺郭尔如是批判黑格尔这一“相反”的运动：“因为每个历史现实一直是理念（idea）现实化的一个要素，因此，任何一个单独的历史现实本身都在其自身隐藏着自我灭亡的契机。”（Kierkegaard：262—263）在克尔恺郭尔看来，黑格尔否定辩证法中的“每个历史现实”不过是理念的现实性时机而已，而非其本身的存在。而黑格尔的“运动”无非是理念的运动，因此也是虚拟运动。（Deleuze：8，10）
二
克尔恺郭尔如是将黑格尔观念论色彩的否定往主体性方向作了扭转，其意图是要在哲学和神学的层面上复归感性和情感。涅尔斯·图尔斯特尔普（N．Thulstrup）就黑格尔与克尔恺郭尔的对立曾表示：
于黑格尔而言，现实中单独的个人已没有任何自己选择个人立场的自由（这一立场是反讽的立场），或多或少，他仅仅只是某一时候内在理念展开的担当者。另一方面，克尔恺郭尔的个人是可能犯错并因此受责的拥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的人——正如浪漫主义者们那样。（Thulstrup日文本：251）
克尔恺郭尔与黑格尔对“个人”的不同理解，植根于两者理论体系的差别。黑格尔将苏格拉底反讽视作辩证法的主体性形态，充其量这只是将苏格拉底的“主体性”、“主观性”视作黑格尔体系中的“客观精神”，亦即超越个人精神、理性的理念内在地辩证展开的结果，或者甚至视这一“主体性”为“附属物”。在那里，个人不过是“必然性”的产物或理念的现实性时机。而且，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认为，道德是个人的内在原理及外部的人为性规范的总体，是往人伦性移动之前的阶段，而人伦则是客观化的理性意志。他认为人伦性超越道德性之上，因为前者充其量是个人层面的，后者则在“客观化的理性”层面上。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虽然是道德的，却未必是人伦的，因为他只是立足于一己之良心与信念，将一己之见置于社会普遍见解之对立面。（Thulstrup日文本：249）按照这种理解，既然黑格尔视历史中所出现的一切只有“相对意义”，那么“个人”也只是理念的承担者，或理念的构筑物而已。
那么，究竟克尔恺郭尔的“主体性”与施莱格尔式的“主体性”之间有何区别呢？克尔恺郭尔叩问费希特巨大的“自我”观念：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反讽除去了现实要素它便不复存在主体性，因为主体性已经被赋予世界之中。费希特的“自我”是一个“被夸大的主观性”，在克尔恺郭尔看来，施莱格尔式反讽与将自我无限化的“初期费希特式反讽”毫无二致，在这一类反讽中，“主体性”无非是一个诗意地构筑的“主体性”。（Kierkegaard：273—275）
其次，克尔恺郭尔与浪漫派反讽之间的上述差别，在于对“历史”的不同看法。克尔恺郭尔指出，施莱格尔、提克式的反讽将“永恒的自我”（eternal I）与“时间性自我”（temporal I）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永恒的自我”没有过去，“时间性自我”也不会有过去。他接着说：
与此相反，本来的历史——也就是说，因为真正的个人在其中享有自己的几个前提，而因此真正的个人享有自己的肯定性自由的本来的历史——却不得不被置之不理。……一瞬间所有的历史成了神话、诗歌、虚构的故事。（Kierkegaard：277）
浪漫派反讽没有将历史现实性视为理念具体显现的结果，假如这正是激怒黑格尔的原因的话，那么，浪漫派反讽缺乏“真正的个人”——也就是被克尔恺郭尔表述为主体性地与“上帝”这一他者相向的“真正的个人”——的“真正的历史”，这也许又是激怒克尔恺郭尔的原因。克尔恺郭尔所要表述的是如下的意思：与浪漫派反讽相对的（他自己所解释的）苏格拉底的反讽，才是可以与具体的历史性现实（actuality）相对的反讽，因此，这才是真正的主体性本身。换言之，反讽是面对历史性现实时的主体性，所以，克尔恺郭尔如是明确地解释反讽：
反讽是主体性的规定。在反讽中主体是否定性的自由，因为准备赋予主体以内容的现实（actuality）并不在那里。他自由于所赋予的现实持有（hold）主体这一限制之外。但因为了无一物持有他，他是否定性自由的，并因此是悬浮的。（Kierkegaard：262）
肯尼思·伯克的反讽：辩证法的语言学回归
一
肯尼思·伯克的业绩之一，在于从语言角度向黑格尔辩证法发起了挑战。他将dialectics（辩证法）“翻译”成反讽（irony），（Burke，1969：503）试图借此赋予辩证法以新的意义。现代以来，黑格尔的观念论辩证法及由此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一直被视作历史理论、社会发展理论，而其原本作为语言理论的事实却被忘却，（中村雄二郎：31）而伯克却将辩证法理解为语言使用手段（verbal resources），（Burke，1974：256）在事实上完成了辩证法的语言学回归。早在1931年出版的《反陈述》中，伯克便没有视修辞为语言的一个作用（a function of language），而是视之为整个语言如何作用（how all language functions）的本质问题。（Crusius：72）在伯克看来，任何“意义”（意思）背后必然有“动机”，因此也必然附有“说服”的成分，而“说服”正具有修辞性质。（Burke，1974：172—173）所以，语言构成了本质的基础。语言与行为的关系构成了伯克理论的焦点，因此他关心的并非是“精神”、“物质”之类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对象，而是人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换言之，他的理论也意味着从修辞的角度去观察广义上的人的意识形态性。
比较黑格尔辩证法与伯克的“反讽辩证法”，可以说有如下异同。首先，伯克辩证法中的“正/反”是立足于语言之间否定性关系（即差异性关系）的运动，他视对话本身的结构为“超越性”（transcendence）结构。在此，“超越性”指的是对话者的对话及其连续所依据的否定性（即差异性），有对立方有“对话”。（Burke，1969：420—421）与此相反，黑格尔的“正—反—合”过程与其说是事物的运动过程，毋宁说是理念（观念）本身的运动过程。假如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扬弃”（Aufheben）为“废弃”、“提高”之意，即黑格尔辩证法指的是事物由低至高的运动的话，伯克的“超越性”却毫无此乐观的设定，因此，伯克此处的“超越性”与黑格尔的“扬弃”形成了一个对比。其次，伯克的理论所关注的，与其说是运动（motion），不如说是行为（act，action），因此“动机”问题才成为其批评理论的重中之重，而黑格尔辩证法不仅直接与行为无关，更着重于观念的运动。
伯克的“反讽辩证法”有其干预现实社会的政治意图，在揭露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这一点上与尼采或受尼采影响的福柯有相通之处，但更接近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批判。他认为借助辩证法令论敌无法还言的方式，可以获得一种“集团性的启示”，从而可以发挥辩证法的社会性效能。这一“集团性的启示”是“意义（意思）的社会结构，个人借此形成自我（himself）”。（Burke，1961：92）伯克在此将“社会”置换成语言的“意义（意思）”，将人的存在视为这一类“意义（意思）”——亦即是意识形态的价值——所统治的产物，因此，如何从“意义（意思）”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成为重要的课题。
二
伯克修辞批评的其中一个特点，是通过提示隐喻、换喻、反讽、提喻这四个比喻，尤以反讽为中心，去消解二元论。伯克的四大比喻法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一脉相承，并将后者借此分析人的意识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White：260）具体如下：
第一，强调多元性。伯克将metaphor（隐喻）“翻译”成perspective，也就是说，以不同的“视点”、“视角”去看待某物。准此，在伯克看来，反讽产生于“一个又一个的用语之间相互作用，进而产生了整个用语使用的发展”，反讽相当于“有着多元视角之视角”（perspective of perspectives）的“总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无一下属视角（sub-perspective）可说是对是错，因为它们是互相影响的喧哗的众声。（Burke，1969：512）他的多元性强调可从两个层面去理解：
首先，使用某一词语，意味着从“视点”、“视角”去看世界；而反讽具备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颠倒某一“视点”、“视角”所建构的关系，也就是说它具备颠覆隐喻、转用隐喻的力量。这样的“颠倒”、“转用”可理解为反讽特有的将隐喻复数化、多元化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讽的褒扬改变了隐喻中心主义的传统浪漫主义观点，因为反讽在原理上具有多元性地统合隐喻性视点的机能。其次，隐喻在原理上是以某物与另一物的类似性去观察事物，它基于二元关系，但是如果将之复数化扩大化的话，则可从二元关系中脱逸出来。这也是一种强调关系性的方式，意味着单一的对应关系无法令事物成立。相反，事物的成立往往需要复数的视角、视点的介入、展开，亦即是说它可以通过被隐蔽、排斥的第三者去观察。反讽展示了一种多元主义可能性，它通过多元性的强调批判了线性进步主义历史观。如果说二元对立思维总是与线性思维相关，多样性、多元性所强调的则是空间性。在伯克看来，所谓历史无非是多元的声音（立场）对话的戏剧，这些声音总是作为历史性要素而存在（而非被消亡），它们只是处于时高时低的变化中而已。（Burke，1969：513）伯克常将“戏剧”与“辩证法”视为一物，将历史视为包含了辩证的对立面的戏剧性过程，并作为“没有终结的会话”过程去把握。（Burke，1961：93—94）
第二，伯克通过将对立两项中的一项视为“语境（情状，文脉，情景，context）”的方式，使这两项成为一种非对称性关系，这自然与其对二元论的解体意图相连，也与他所谓的文脉参照或情景指涉作用（contextual reference）的观点有关。（Burke，1969：24）对立双方中有一项起着语境的作用，它赋予另一方意义。这也包含了进一步赋予语境以某种历史性的用意，充分展示了语言存在于多元多层关系性中的事实。赋予语境以关系性这一观点充分显示了伯克消解二元对立思维的意图：对立双方在表面上看虽是南辕北辙，但其实却共同构成了某种关系性。这里可以看出伯克的辩证法涵盖式地把握事物的特质，这一种关系性中的考察方式、这一关系性是“相反概念”的显现。他认为所谓事物的“定义”总是以“否定性地言及”事物为前提，（Burke，1969：24）并作为语境存在于前提中。正是这种悖论（paradox）赋予事物以关系性，成为意义（意思）的重要要素。在伯克看来，所谓语言，皆是否定性前提本身的产物，如果词语是显在层面的话，那么其对立方的词语则是超越性（transcendence）层面、潜在层面。（Burke，1969：35）
这绝非二元对立思维中的非此即彼。如同伯克曾指出的那样：一，yes与no这一对概念各自互相包含了对方；二，对立概念的作用中对立双方的词语相互限制；三，而“限制”本身是“否定可分割性总量的一部分”（negation of part of a divisible quantum）。（Burke，1968：12）可以这样解读伯克在此指出的三点：首先，yes与no这一对概念并非如其表面可了然二分，而是两者有共有的中间部分，这一中间部分即是被排斥的第三项，亦即思维的盲点。其次，两个对立词语之间的相互“限制”也是相互的差异化；既是相互否定，又是相互赋予意义（意思）；对立的双方共同拥有中间部分的“限制”。伯克用“组织性”一词去表现这一对立的“相互关系性”，（Burke，1969：33）因而“组织性地”意味着视对立双方为一过程或者整体，观察事物便是恢复这一整体的关系性。这也意味着将观察点置于时空意义上对立性结构之间运动不已的中间地带，这是肯尼思·伯克的辩证法或其反讽原理的重要特征。
德曼的反讽：同一性的切断概念
保罗·德曼视施莱格尔为反讽解释史上远较黑格尔、克尔恺郭尔为上的存在。（de Man，1996：167—168）德曼尤其强调施莱格尔的论文《论不可理解》中“不可理解”这一概念，它指的是原理意义上的理解的不可能性，施莱格尔借此质疑人们对理解力与语言的关系过于乐观的看法。施莱格尔根据其评论《断想集》的结论，认为所谓的文本语言是逸脱于意图的：既然文本是自律的，所以“误解”（亦即“误读”）将是没有终结的，因为“误解”或其比喻性表述的“倾向”与反讽有着必然的关系。（施勒格尔：222—223）假如理解力之不可理解的语言便是蕴含着反讽的语言的话，施莱格尔的理解的不可能性便是其反讽的另一种表述。德曼如此推崇施莱格尔，正因为他在语言与理解的不可能性关系上发现了施莱格尔。
就德曼与浪漫派反讽观的关联，克里斯托弗·诺里斯认为，德曼的《盲目与洞察》中的方法归功于浪漫派对文学语言分离的、非自我同一的、无限内省性质（divided，non-self-identical，infinitely reflexive quality）的强调。德曼质疑，批评家们误认为可以复制或“感性重现”作家灵感闪现的瞬间状态，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存在于文本与评论之间”以及“时间形式的批评家理解行为内”的某种“存在论距离和间隙”。（Norris，1988：163）诺里斯指出，德曼的反讽是“无限的绝对性否定”的力量，“是对实体化自我、意义、起源或者作为终极的阐释性真理等概念的拒绝”，“是文本自我省察（textual mise-en-abyme）之令人眩目的过程”。德曼认为，所谓阅读无非是比喻性语言的解释过程，既然语言中的修辞性无所不在，那么不仅文学，还有哲学、史学等，根本上甚至连知觉本身，也难于逃脱修辞性。所以，他借“阅读”这一关键词想要表述的，是对知觉的挑战。（McQuillan日文本：44）诺里斯在此指出的浪漫派对文学语言分离的、非自我同一的、无限内省的性质的强调，与德曼下述的处理反讽的三个方法是相关的。
首先，反讽能够“还原为美学实践、艺术技巧，亦即Kunstmittel（艺术手法）、美的实践、艺术的技巧”。“反讽容许作惊人之语，因为即使与被言说之物发生关联，它也保持距离，一个嬉戏的距离，以美学技巧为手段去言说。反讽在这种场合是艺术手法，一种美学。”（de Man，1996：169）这一“距离”基于如下的前提：对象或语言与意识并非是同一性的关系，它们以自身的自律性为归依。德曼将这样的“分离性”归于语言中无处不在的修辞性结构。
其次，德曼处理反讽的第二个方法是，“将反讽视作可还原为作为反省性结构的自我辩证法”。关于这一点德曼说：
反讽明显是自我内部的等距离，自我的复制，一种自我内部的镜状结构。自我以一定距离在自己内部观察自己。这催生了一个反省性结构，反讽可以描述为自我的辩证法中一个刹那性时机。（de Man，1996：169—170）
德曼的这一反省，是意识的反省性形式的施莱格尔的“反省”，亦即与浪漫派反讽的“无限的反省性质”相关的“反省”。（de Man，1996：170）也就是说，在作为对象的自我与认识自我的意识之间，在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甚至将来的自己之间，不可能存在着单纯的同一性，它必然存在着隔阂。反讽正是切断单纯的自我同一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契机。
德曼处理反讽的第三个方法是，
将反讽的契机或反讽的结构插入历史的辩证法之中。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与克尔恺郭尔都关注历史的辩证法模式。以略显对称的方式，两者都与某种可以将反讽吸收（absorb）于自我的辩证法的方法相关联。在这一方法中，反讽被解释并兼并（absorb）于历史的辩证法模式中，亦即一个历史的辩证法中。（de Man，1996：170）
德曼上述“历史的辩证法”，指的是黑格尔式辩证法把握历史的方法，而德曼对历史的看法是一反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作为否定辩证法或有机过程的历史哲学的。相反，德曼不将历史视为有机的过程，他将反讽看成是捣乱井然有序的“历史”——目的论色彩发展过程的秩序或上帝的理性显现的有序的“历史”——的“装置”。例如在其著作《理论的抵抗》中，德曼曾如是谈及本雅明的翻译理论：
历史不应该与任何自然过程相类比。在此意义上本雅明宣称翻译酷似历史。我们不能视历史为成熟、有机的成长，甚至不可以看成是辩证法。我们不能将其与任何自然的成长和运动过程相提并论。（de Man，1986：83）
德曼借用本雅明的翻译理论，认为应从“翻译”视点去理解原作，在与此观点非常相似的意义上，德曼以“历史＝翻译、原作＝自然过程”的类比性进行叙述。他这一类观点明显指向黑格尔植根于辩证法的目的论色彩的历史哲学。反讽可插入作为思维模式的辩证法线性过程，并打乱其秩序。在他看来，施莱格尔反讽色彩的批评，作为新的规范性决定力量，与破坏原有文本稳定性的翻译行为相类：摧毁原有秩序，摆脱既有的规范，使文本流动起来。（de Man，1986：83）原作与翻译之间的断裂性、语言与意义之间的断裂性、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的断裂性，都与德曼或他在此援引的本雅明的反讽解释密切相关。
尼采对哲学语言的修辞性的洞察给了包括德曼在内的现代批评家莫大的启示，而德曼在认识论怀疑主义以及语言论视点方面，则将尼采的观点推向了极致。德曼解构阅读，也是解构知觉；他分隔意义与实施性意图，或者说分隔内容、形式、目的这三者，借此从语言或者修辞的角度向传统的认识论发动了一场进攻。他的反讽是“分隔”或“切断”的“工具”。它“分隔”或“切断”虚拟性连续：黑格尔式辩证法矛盾扬弃的同一性过程，对象与再现、自我与意识的同一性关系，传统语言观中语言与意识的同一性关系，意识与自然的同一性关系，等等。
比较克尔恺郭尔与德曼的反讽，可以发现两者在怀疑语言、真理、主观性规范关系等方面有相同之处，在反黑格尔主义方面亦不无相类之处（当然前提有异）。然而，克尔恺郭尔与德曼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表现于在上述怀疑过程中有无语言论的视角。比如，施莱格尔对德曼的影响之一，是德曼从施莱格尔中发现了语言论视角可以阐明知觉的限度。假如说这是克尔恺郭尔与德曼对浪漫派态度有别的理由之一，另外一个理由则是，克尔恺郭尔将被其批判为“对意义与价值无终止相对化”的浪漫派反讽视为“极度危险的、甚至会导致伦理上无能的极端化的‘美学的’态度”。（Norris，1983：86）而德曼则通过将施莱格尔的反讽视作语言的“不可决定性”，并进一步凸显目的（动机）、语言形式、内容之间的隔阂，借此图谋消解传统的认识论。对德曼的“理解是先于伦理美学价值的认识论事件”这句话，诺里斯指出，所谓的“认识论”可表述为具有涵盖意义的修辞转喻（trope）的产物。（Norris，1988：167）换言之，德曼的反讽是从语言的修辞性角度去思考的，而克尔恺郭尔的反讽则是从伦理的角度去叩问。
结语
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学理论家和诗人西胁顺三郎（1894—1982）早年受施莱格尔和波德莱尔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起便一直宣称“诗就是反讽”、“反讽就是最大的诗学”。同时，他不仅认为老庄与受老庄影响很深的日本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是“优秀的超现实主义者”，而且还认为老庄的理论就是最优秀的诗学。（西胁顺三郎：701，688）也就是说，他将施莱格尔和波德莱尔的反讽（严格说后者使用的是“绝对滑稽”［comic absolute］的说法，参见de Man，1983：213）视作老庄的“反”——老子所云“与物反矣，乃至大顺”之“反”。
无独有偶，中国20世纪最有成就的诗学理论家钱锺书先生也曾指出，老子有“大成若缺”、“大直如屈”、“上德不德”之类的“反”的修辞结构，他称之为“反案语”（paradox）或“冤亲语”（oxymoron）。（钱锺书：463—464）西胁与钱先生修辞批评视野中的老庄解读，是一反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色彩浓郁的中国思想解读主流的，但钱先生不小心将“反”等同为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矛盾”（contradiction），这是钱先生大瑜中的小疵，亦足见黑格尔主义于近现代中国之盛行。“反”并不是二元论意义上的对立两项，而是由处于循环性运动关系中的差异性双方构成的整体关系性。这一点钱先生已充分论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关系性不可能像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一样会乐观地螺旋式地发展至更高的阶段。西胁与钱先生可以说通过汉字圈的“反”，进行了一场与西方反讽的对话。
